岁月匆匆,蓦然回首,只有那逐渐消逝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2011-11-16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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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下文本文件无法与记事本程序关联的解决办法

装过Ultraedit,卸载了之后,txt文件都不能直接打开了,双击之后需要选择程序才能打开,修改默认打开程序无效。

只好修改注册表了,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FileExts\.txt\下的Userchoice项,将其删除

将openwithlist 内的除默认以外的所有键值都删除

将openwithprogids内的除默认和txtfile以外的所有键值都删除

再次修改txt文件的默认打开程序就生效了。

2011-11-01美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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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学生签证

  F-1学生签证发给已获得美国被认可的学术机构入学许可并打算全时学习的外国人。学生身分的维持不同于大多数非移民类别(如观光﹐工作)在入境时海关给予一个固定的离美日期﹐移民局对持有F-1身分的学生在入境时不会在I-94入境卡上载明固定的离美日期﹐而系在F-1学生的I-94入境卡上注明 “D/S” ( Duration of Status )﹐外国学生在美国停留至学业完成时止。所以﹐F-1学生可以持续在美国学习﹐而不需延期;但须注意﹐除有特殊情形外﹐必须继续维持全时(full-time)学生身分。

1. F-1学生签证的要求

申请者必须已经完成该项目通常要求的课程。
申请者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以保证支付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的花费。
由教育机构颁发的SEVIS的I-20 表A和B页被移民局(USCIS)批准。

2. 重新申请学生身份(REINSTATEMENT)

  要有效的保持F-1学生身份﹐当事人必须维持全职的学生身份﹐即必须保持每学期最少12个学分。F-1学生也要按时完成学校在I-20表上所填写的结业日期。如果F-1学生不能按照I-20所规定的时间按时结业﹐F-1学生就会在I-20表所写结业日期之后变为逾期居留。因为I-20表上的结业日期是预估的时间﹐而且学生进展有快有慢﹐所以F-1学生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学业﹐将可以要求学校签发新的I-20﹐准许F-1学生延长学习时间。新的I-20表将可以有效的保持F-1学生的身分。如果学生没有获得新的I-20延续学业﹐学生在变为逾期居留之后﹐可以向移民局提出回到F-1学生身分的申请。

  重新申请必须提出学生失去F-1身分是由学生本身不能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或者证明如果不能回到F-1身分的话﹐学生会遭遇“极端的困难”(extreme hardship)。重新申请F-1签证的要求如下︰1. 提交I-539表﹐同时要附上完整的SEVIS的I-20表;2. 在提交申请时﹐申请者学生身份过期不超过五个月;3. 申请者没有非法打工;4. 申请者未遭受被驱逐出境的要求﹐等。

3. 转换学校(TRANSFER)

  如果一个F-1学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F-1学生不需要向移民局提出任何申请。新的学校只需给学生签发一个新的I-20表﹐然后通知移民局和学生的前一个学校即可。前一个学校不需在事前作任何事情﹐只需在事后被新的学校通知即可。转换学校的步骤如下﹕

新的学校发给学生新的I-20表﹔
学生通知现在的学校他要转换学校的意图﹔
在到达新学校15天之内﹐学生必须填好I-20表A和B页﹐交给学校﹔
学校在收到学生的I-20表A和B页的30天之内﹐通知移民局的处理中心。

4. 工作问题

  F-1学生一般不能工作。但是在特殊情况下﹐F-1学生可以向移民局提出打工的申请。如果学生没有移民局许可而工作﹐将失去F-1学生身分。但是﹐如果学生能证明不能预测的经济需要(unforeseen economic necessity)﹐学生可以提出工作的申请。学生可以提出以下证据︰

学校的补助突然停止。此停止不是学生自己造成的。
货币兑换发生重大变化﹐对学生造成极端不利的应响﹔
学费和生活费用突然大幅提高﹔
学生的经济来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医疗或其它不能预期的重大花费﹔
学生必须证明已经维持F-1身分一学年﹔
学生必须证明学习成绩合格﹔
学校必须同意学生工作的申请。
学生须用I-765表提出课外工作的申请。

5. 学生身分的维持与在美长期居留的一些途径

  F-1学生在学业完成时﹐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工作实习。在一个学位完成后﹐学生可以继续下一个学位﹐而不需向移民局提出延期的申请。在全部学习或实习完成后﹐F-1学生还有60天的时间准备离开美国的缓冲期。

  F-1学生提出实习工作的申请﹐必须提出I-765表和I-20表的ID部分。移民局建议申请人可以在工作开始前120天提出申请。申请人也可以在学生身份失效之后60天之内提出实习的申请。实习是学完之后﹐学生在美国申请劳工移民的很好的准备。因为劳工移民﹐除了第一优先以外﹐都需要美国顾主的聘用才能提出移民。F-1学生实习的顾主很可能同意为其申请H-1B工作签证﹐然后为其申请劳工移民。因此﹐申请实习一年具有其实益。

转自: http://www.zhanglaw.com/immigration/SC/immigration/NIvisa/F1.html
另外: http://www.zhanglaw.com/ 可以看看。

2011-10-21美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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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赴美手续常用词汇

Admission Number(准许入境编号)
表I-94上所用编号(在F-1或M-1非移民签证的情况下,则是I-20 ID印件上所用编号),供移民归化局(INS)查询此人时备用。也称”身份编号”(Identification Number)。

Alien Registration Number(外侨登记号码)
简称”A”号码(”A”Number)。本来是美国政府给予移民的身份编号(Identification number),在某些情况下,由美国移民归化局斟酌决定,这种登记号码也可能给予非移民学生和交流学者。不过,多数持有F-1、J-1和M-1签证留学美国的学生没有”A”号码。

“Arrival/Departure record”(Form I-94) (表I-94,入境-出境记录)
移民归化局文件,在美国入境地点签发,作为外国国民合法进入美国的证明。表上明确注明证件持有者许可在
美逗留的期限,或是确定一个固定的”截止日期”(expiration date),或是注上”D/S”字样。”D/S”意为”身份有效期”(duration of status),允许证件持有者在美国逗留到达成业经批准的目的为止。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守法证书)
付税情况审查记录文件,签发给离境外国国民,以证明当事人业已付清全部所得税。在一般情况下,F-1、J-1和M-1非移民签证的持有者不需要守法证书。守法证书也称”离境签证”(Exit Visa)或”离境许可证”(Sailing Permit)。

“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身份合格证书)
即表I-20 A-B、表I-20 M-N或表IAP-66。表I-20 A-B和表I-20 M-N由同意录取该外国学生为正规全日制学生来美学习的得到承认的美国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或其他非学术性院校签发。表IAP-66(交流学者身份合格证)则由组织该项交流活动的单位或同意其进入该校的美国高等院校签发。表I-20和表IAP-66均非签证,它们只是申请签证的先决条件,仅仅说明持有者具有申请非移民学生签证的资格。

Change of Status (改变身份)
即变换所持非移民签证的种类。改变身份务必得到移民归化局的批准。

Dependent(家属)
需依靠另一人支持者。从移民归化局处理有关事项的角度说,”家属”仅指本人的配偶和十八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Deportation(驱逐出境)
指从一个国家将另一国被认定为非法入境或其居住有碍公共利益的公民强行赶走。

Duration of Status(身份有效期)
简称”D/S”。移民归化局在表I-94(参阅”入境-出境记录”Arrival/Departure Record栏目)上的用词,意为该外国留学生或交流学者在美国逗留的期限为完成一个(或若干个)业已批准项目的需用时间另加三十天。

Employment(就业)
一个人参加挣工资的工作通称就业。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就业,外国留学生、交流学者及其配偶的就业须受有关条例的限制。

Exchange Visitor(交流学者)
持有J-1签证,根据某个”交流学者”项目来美从事文化、教育方面活动的外国公民。

Exit Visa(离境签证)
参阅”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守法证书)栏目。

Extension of Stay(延长居留期)
签证持有者在美国逗留时间超过表I-94入境-出境记录所注明的截止日期须经移民归化局批准。

F-1签证
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一种,专门签发给由一座得到承认的美国高等院校同意录取来美进行学术性正规学习的正式学生。

F-2签证
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一种,专门签发给F-1签证持有者的家属(指配偶和十八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Foreign Student Office(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设在各大学的校园内办事处,负责为外国学生和交流学者提供帮助和咨询服务。有些地方称为”国际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国际教育事宜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国际交流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等。

Form I-20 A-B(表I-20 A-B)
参阅”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身份合格证书)栏目。

Form I-20 ID Copy(表I-20 ID印件):
签发给持有F-1和M-1非移民签证者,他们或是在入境地点领取,或是在美国境内获得这种身份时领取,用以记录与F-1或M-1学生非移民身份有关的一切事项。对持F-1非移民签证的学生,表I-20 ID印件可纳入表I-20 A-B,成为它的一个部分。对持M-1非移民签证的学生,表I-20 ID印件则可纳入表I-20 M-N,成为它的一个部分。

Form I-20 M-N(表I-20 M-N)
参阅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身份合格证书)栏目。

Form I-94(表I-94)
即”Arrival/Departure Record”(入境-出境记录)。

Form I-538(表I-538)
持有F-1或M-1非移民签证者,要求延长在美国逗留期限、申请部分时间就业、从事实习或转换学校时,需要填写的申请表。

Form IAP-66(表IAP-66)
由授权组织交流学者在美国活动的学校、单位、代理机构或基金会签发给安排在美国从事某项特定教育或文化项目的学生的表格。必须先得到这一表格才能申请进入美国所需的J-1″交流学者”非移民签证。

Full-time Student(全部时间用于学习的正规学生)
正规入学、念满学校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生。一般情况下,大学本科生至少要念满12个学分课时(credit hours)或学分(units),研究生至少要念满9个学分课时或学分。持有F-1、J-1和M-1非移民签证的学生必须在学年的每个学期(不包括暑期)遵守这一规定。

Home-Residence Requirement(学成归国的规定)
某些持有J-1签证的”交流学者”,在美国完成其”交流学者”项目后,必须回祖国至少两年,然后才有资格以移民身份或者”H”或”L”类非移民身份(”H”or “L”non-immigrant classifications)再来美国。

Identification Number(身份编号)
参阅”Admission Number”(准允入境编号)栏目。

Immigrant(移民)
到不是本人祖国的另一国家长期定居的人。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移民归化局)
缩写为INS。美国司法部所属的一个政府机构,主管移民事宜,并执行有关法律。

INS
美国移民归化局(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的缩写。

J-1签证
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一种,专门签发给交流学者,即为某个教育或文化目的来美国从事指定交流项目的人。

J-2签证
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一种,专门签发给J-1签证持有者的家属(指配偶和十八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Notarization(公证)
由一名执行公务的官员(在美国称为”公证人”notary public)出具的证明,证明某个文件、声明、报告书或签名的真实可靠。

Naturalization(归化)
加入另一国家(非本人祖国)的国籍。

Part-time Employment(部分时间就业)
每周工作时间达20小时的有偿就业。持M-1签证的外国学生不得从事部分时间就业。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学习时间超过一年并取得优良成绩的持F-1签证的外国学生从事部分时间就业,也可允许持J-1签证的”交流学者”从事部分时间就业。

Part-time Student(只有部分时间用于学习的非正规学生)
正规注册入学,但所修课程少于正规学生应修的全部课程的学生(参阅Full-time Student、”正规学生”栏目)。不允许外国留学生仅用部分时间学习,他们必须在学年的所有学期(暑期除外)念满学校规定的课时。

Passport(护照)
一种正式文件,用以证明持有该文件者的身份和国籍,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关机构(诸如:外交部)发给本国的公民。有效(而非过期)的护照允许持有该文件者出境和重新进入他(或她)拥有国籍的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签发签证的情况下,护照持有者可以在这一国家境内旅行。

注意: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和交流学者所持护照必须保持至少六个月的有效期

Permanent Resident(长期定居者)
得到许可在美国无限期居留的外国国民,也即移民(immigrant)。

Practical Training(实习)
一个学生在其专业领域内从事的获得批准的全部时间的就业(full-time employment),可以是在一个教育项目执行期间,也可以是在该项目完成之后。具有F-1非移民身份的外国学生最多可以从事12个月的实习;J-1″交流学者”最多可以从事18个月的实习,称为”学业培训”(”academic training”)。具有M-1非移民身份的外国学生,只有在他们的教育项目完成之后才能申请实习,每在校正规学习4个月可允许其从事1个月的实习。持有F-1、J-1和M-1签证的学生都必须具备大学或交流项目主管机构的推荐书。F-1学生自愿从事实习(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和M-1学生完成学业之后的实习(post-completion practical training)都必须得到移民归化局的批准。

Responsible Officer(负责人)
按照美国新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的规定,负责主管一个具体的”交流学者”项目的人员,称之为”负责人”(Responsible Officer)。此人应在诸如同意就业、延长签证期、改变J-1签证类别、转换学校之类事宜上协助J-1签证持有者。

Sailing Permit(离境通行证)
参阅”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守法证书)栏目。

Transfer(转科或转学)
包括改换学业项目、学习赞助人和学习单位。学生要求开始一项全新的学业项目必须事先得到移民归化局的批准。仅仅转换学习单位而不改变学业项目则不需要申请同意。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任何转科或转学都应事先征得有关学习单位外国学生咨询顾问的同意,并须领取一份新的”身份合格证书”(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美国移民归化局)
参阅”Immigration andNaturalization Service”(移民归化局)栏目。

Visa(签证)
一项签署,由护照持有者意愿进入的国家的一个特定授权机构盖印在护照上面。签证表示该护照业已经过审查,入境的各项条件均已具备,护照持有者已得到许可通行。签证并不等于一定批准入境,真正的批准要在入境地给予。

留学期间常用词汇

A.A. /A.S. —-Associate in Arts/Associate in Science degree(准文学士/准理学士)由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或专科院校(Junior College)在学生修完两年普通课程后
授给的学位。

Academic Adviser (导师)
在学习上帮助学生并为其提供咨询的教师。他们还在学生选课过程中给予协助。

Academic Probation (留校察看),一般简称为”probation”(试读以观后效)
学生由于学业成绩不佳,可受留校察看处置,如果试读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起色(如,分数没有提高),即行开除。

Academic Year(学年)
正常授课期,通常为9月到第二年6月份。各学校自行规定一学年分为两学期(semester)、三学期(trimester),还是四学期(quarter)。

Accreditation(立案)
由全国都承认的鉴定机构对一个学校、教育单位和/或其中某个项目的非官方性质的认可。一个学校和教育单位是否立案关系到学生攻读学位期间一个学校(或单位)的学分能否得到另一个学校(或单位)的承认,也是学生获得专业证书(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或许可证(licensure)的先决条件。

Add Card(增选课程证)
一种正式印制(一般是用计算机打印)的卡片,持有此证的学生,在学期的一定期限内,可增选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 or Advanced Standing(免修)
根据学生以前的学习或经历(往往是学生在特设考试中的成绩),允许学生免修某些获得大学本科学位(undergraduate degree)一般必须的课程。

Advance Registration(提前选课)
提前一个学期选修某些课程。

Alumna, Alumnus(校友)
曾在同一座学校就学或毕业者均可称校友,前者(alumna)为女性(复数alumnae),后者(alumnus)为男性(复数alumni)。

Assignment(课外作业)
老师指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课外作业。

Assistantship(助理金)
向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提供的一种学习补助金,获得助理金的研究生必须做某种教学或实验室工作(作为教学助理teaching assistant)或研究工作(作为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Audit(旁听)
随班听课,不计分数或学分,收费标准和要求一般与正式选课同。

Bachelor’s degree(学士学位)
B. A.—-Bachelor of Arts degree(文学士):高等院在学生修完四年(个别情况下是五年)本科文学艺术或人文科学课程后授给的学位。
B.S.—-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理学士):高等院校在学生修完四年(个别情况下是五年)本科科学、数学或工程技术课程后授给的学位。

Blue Book(蓝皮作文本)
蓝封面的空白划格小本,作为考试时用,大学办的书店里均可买到。

Bulletin(大学情况介绍)
参阅”College Catalog”(大学概况手册)栏目。Bursar参阅Treasurer(高等院校的财务主管或司库)栏目。

Cafeteria(自助食堂)
自助餐厅,由学校或某个私人承包商经营。

Campus(校园)
大学或学院所在地。

Carrel(专设桌)
图书馆在书库里为个别读者进行研究提供的阅读桌。

Cashier(出纳员)
高等院校司库或财务主任办事处中的工作人员,负责所有各项付费事宜。

Certificate(证明文件)
以合格成绩完成某个通常为一期至两年的特定技术学习项目后所获得的证书。

Class(班、级或届)
“Class”一词可以有多种解释。(1)”班”,根据同一课程表在同一讲师或教授指导下上课的一群学生;(2)”级”,同一学年的学生,如一年级(freshman class、二年级(sophomore class)、
三年级(junior class)、四年级(senior class);(3)”届”,某一特定年份毕业的学生,如”九七届”(”The Class of 1997″)。

Class Card(听课证)
一种正式颁发的卡证,一般是用计算机打出,持证者得以到某课堂听课。

Class Rank(年级名次)
表示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在毕业年级(graduating class)的排列名次或比率。在由一百名学生组成的年级中排列第一的学生的年级名次为1/100,排列最后则为100/100。年级名次也可以百分比表示,如前百分之二十五(the top 25percent)、后百分之五十(the lower 50 percent)。

College(学院)
开设大学本科课程(undergraduate program)的高等院校,通常为四年制,授予毕业生文、理科学士学位(the bachelor’s degree in the arts or sciences (B. A. or B. S.))。有时,此词也泛指中等教育完成后的所有高等院校。

College Catalog(大学概况手册)
学院或大学的正式出版物,介绍本校的课程、设施(诸如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入学条件和学生生活。

Community or Junior College(社区学院或专科院校)
开设两年制课程的高等院校,授给两年制文、理科毕业生准文学士或准理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 in the arts or sciences (A. A. or A. S.))或者技术学位(technical degree)。授给学士学位的四年制高等院校通常承认在社区学院或专科院校获得的学分。学习两年制课程的学生一般准备将来从事职业性质的或技术性质的工作。进入社区学院和专科院校通常要求拥有中学毕业文凭或具有同等学历。

[转自: http://www.usadaxue.cn/consultation/content%20page/apply_0007.html]

2011-10-21美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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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签证基本知识

1. 什么是签证?签证过期了还能不能在美国合法逗留?

请注意,根据美国法律,签证让你可以申请入境美国,与你在美的合法居留身份并无直接关系。你在美国的合法学生身份是靠有效I-20、I-94入境/出境卡、护照等证件/文件来证明的。

尤其是I-94卡,这是你在入境美国时填写的出入境记录卡,下联会作为出境记录附在你的护照内。大多数情况下,I-94作为你在美国合法出入境的证明,在离境美国时(目的地为I-20上注明的30天内回美不算离境的国家除外)务必交由航空公司或相关边境官员。)

I-94和你护照上的入境章日期下方将会注明你的合法居留期限,F-1学生身份一般会注明”D/S”,即”duration of status”, 一般即你完成学业项目的时间。因此,你入境美国后合法身份一直延续到你完成学业为止,即使你的签证过期。但是如果你离开美国再返校就牵扯到了入境美国的问题:你需要有效签证才能申请入境美国、返美时须持有效签证。如果你护照上的签证已过期,你需要申请新签证才可以返美。

有一种情况在离开美国时不需要交还I-94,即前往加拿大、墨西哥和除古巴外的邻近岛国并在30天内返回。(见I-20第二页 “9. Arrival/Departure. ……You do not have to turn in the I-94 if you are visiting Canada, Mexico, or adjacent islands other than Cuba for less than 30 days.”) 具体规定和详细国家列表请见本帖第4条

2. 签证信息

在获签后需核对所有信息正确

-”Entries”

注明签证的有效入境次数(M/多次,1/一次,2/两次)。

-”Expiration Date”

即你的签证最后一天有效的日期,理论上这是你可以持此签证申请进入美国的最后一天。

不建议这样做,虽然法律允许,但是入境时的国土安全部CBP官员(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ial)经常会对此多有疑问导致延误你入境时间。

-”Annotation”

一般会注明你的学校和你的SEVIS ID。

3. Travel Signature

务必在离开美国前确认自己I-20第三页之”Travel Signature”有效!

请见I-20第二页说明之”INSTRUCTIONS TO 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S: 3. ENDORSEMENT OF PAGE 3 FOR REENTRY”

“Travel Signature”指的是I-20第三页学校指定官员(DSO-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 一般是国际学生办公室负责I-20和SEVIS系统相关内容的工作人员)针对I-20涉及的F-1学生及其陪读家属(F-2)在短期离美时的”endorsement for reentry”.

简而言之,在离境美国的情况下,除去有效签证外,F-1学生的第三页上必须有有效”Travel Signature”方可再次入境。”Travel Signature”每个有效期为1年。

4. 所谓续签/返签?

美国境内不签发美国签证,签证必须从美国驻外使领馆处获得。

就美国签证而言,所谓续签并不是给你的签证延期。续签只是针对你申请同一类签证就同一目的继续赴美而言,而你获签的也将是新签证,不是延期备注或其它。对于返签,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于返签的解读是说已在美就读或工作等其它具有合法居留身份者回到常住国再次申请签证。不像其它有些国家的返签:申请人在驻在国使领馆(例如美驻华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但申请会被送回国内相关部门(例如美国国务院或国土安全部)进行审核。

5. 如果转学,签证怎么办?

(本条目适用于从一美国学校转到另一美国学校就读之情况,包括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高中/本科/研究生转学)

在I-20第二页有关于转学的内容,请见”INSTRUCTIONS TO STUDENTS: 5. TRANSFER.”条目下相关内容。

【SEVIS信息及身份相关问题】

转学时相关的手续基本包括以下流程:

1). 被新学校录取

2). 提供给新学校相应信息(基本的身份信息、移民信息、经济能力证明等)

3). 新学校将要求你通知你原来所在学校的DSO (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 一般是国际学生办公室负责I-20和SEVIS系统相关内容的工作人员)将你在SEVIS系统内的信息转移给新学校 (release information)

4). 新学校获得你SEVIS和要求你提供的其它信息后签发I-20

5). 获得I-20,入学,程序同正常学生

一般建议在获得新学校的SEVIS信息转移要求后再通知所在学校,可是这只是建议。有时因为学校要求填表签字才可转移信息,而转学往往在暑假完成手续、回国后通过电邮、电话等方式和原所在学校联系不便,所以亦有人在收到新学校要求前就通知原所在学校转学决定并转移信息。

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下有学生持原所在校签发之I-20及有效旧签证入学新校,到校后再完成包括SEVIS转移、签发I-20等等手续。大部分学校不推荐如此做法。

你拿着旧有效签证和旧I-20入境美国却无意继续在旧学校就读、直接入学新校,除非是和双方学校DSO沟通过的情况下,强烈不建议!理论上这是欺诈,因为你在入境时申明的入境目的是去一个你根本无意就读的学校。这对原学校的DSO亦不公平,且是不负责任的。除非是两校DSO许可你这样做,否则这样做很不道义:笔者不清楚此种行为是否违反规定。

【转学并不一定需要新签证】

前面已经提到,除了身份信息转移到新校之外,转学生的入境手续和签证相关要求与非转学生无异。虽然你的美国签证上”Annotation”可能已经写明你所就读的学校和SEVIS ID,但这不影响你在不是身份失效(out of status)的情况下用这张签证申请入境美国就读于另外的学校。原因在于:在你完成身份信息转移到新学校的过程中,你的SEVIS记录是不变的,你的SEVIS ID亦不会变。换句话说,签证其实对应的是你的SEVIS ID,而并不绝对和学校绑定。只要你的签证有效,你可以使用旧签证和新校签发之I-20入境美国。

因此,签证与否不会受转学与否的影响。是否需要签证所需要考虑的与其它学生一样:你在入境美国时是否持有有效签证?而不是你转学与否。

- 你可以在离开原学校后正常回国

- 如果原签证有效,可持原签证携同新I-20返美

- 如原签证已过期,需用新I-20申请新签证返美,新签证上将注明你新学校的名字

- 如果你在原学校完成学业后不离开美国

- 因为你不牵扯出境,你亦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新签证。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签证只是你申请入境美国的凭证,与你在美身份无直接关系。

【入学新校】

入学新校后,你需要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和DSO报到,以正式完成转学所需之SEVIS和其它手续。这种和国际学生办公室的报到与国际学生开学正常报到无异。

6. 可不可以在第三国签证/续签?

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使团建议申请人在自己的常住地申请签证,这一般为申请人的护照签发国或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国家。当然,如果申请在第三地长期工作、学习、生活,在提供相应证明的情况下,也可被视作常住居民并在当地申请美国签证。但是,这一判断最终由领事官员作出。也就是说,领事官员有可能会接受你在第三国的签证申请,也可能拒绝受理你的申请或者拒签。

一般来讲,美国驻外使团比较容易接受在第三国进行学习、工作或者长期在住者的签证申请。比如我们看到过在第三国留学、在第三国工作、以及在海外交换项目学习者申请赴美签证获得批准的情况。相对而言,短期逗留在第三国时递交的签证申请则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笔者本人在刚刚来美时曾计划去慕尼黑探望同学,但我的学生签证已经过期。我的同学在咨询美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时被明确告知我的签证申请很可能不被受理,即使我只是要回到同一学校继续下半学年的课程。同样,笔者的一位同学在大二寒假赴哥伦比亚探望大学同学,期间多次申请在美驻波哥大大使馆续签F-1学生签证,均被拒绝受理,最后只得买票返沪续签。综上所述,如果你是在第三国长期居留(建议半年以上),则可尝试在当地申请美国签证。如若你只是在第三国短期逗留,虽然当地美国使团依然有可能受理你的申请,但他们同样有可能拒绝受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归国申请签证将大大提高你的成本,所以建议短期前往第三国访问或逗留并会在旅行结束后回美的情况下提前处理好美国签证。

除了回国签证之外,传统上美国驻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使领馆也受理已经在美的F-1学生申请新签证,但这不意味着你的签证申请将肯定获得批准。具体申请手续及规定可以上网查询。

*美国驻加拿大以下城市使领馆受理第三国公民续签申请:

Calgary, Halifax, Montreal, Ottawa, Quebec City, Toronto, and Vancouver

*美国驻墨西哥以下城市领馆受理第三国公民续签申请:

Ciudad Juarez, Matamoros, Nogales, Nuevo Laredo, and Tijuana

特别注意:如果你在加拿大、墨西哥等地被拒签,你将不能直接返回美国,而必须要回国申请新签证才可以返美。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大陆护照且在加拿大续签被拒,那么你只能回中国申请新签证回美。

[转自 http://www.touchdown.org.cn/home/college_transfer/benkeshenqing/qianzheng_article1.htm]

2011-07-12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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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强与小明》——正在疯传的伟大的故事<转载>

1.小强每天在村里晃悠,爹妈看着发愁,心想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呀;小明每日都苦读诗书,父母喜在心里,村里人都认定他必有出息。
2.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十九岁,小强跟着村里的外出打工,来到了高速公路的工地,保底工资三千块;小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读的是道路与桥梁专业,学费每年五千多。
3.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二十三岁,小强的爹妈给他说个巧媳妇,是邻村的,特别贤惠;小明在大学里谈了个女朋友,是邻校的,很有文化。
4.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二十四岁,小强在老家结了婚,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给他洗衣做饭,恩爱有加;小明终于大学毕业,找了施工单位工作,跟女友分居两地,朝思暮想。
5.小强每天很快乐,下了班就没事,吃了饭和媳妇散散步,晚上便和工友打麻将看电视;小明每天很忙碌,白天跑遍工地,晚上还做资料画图纸,好久不见的女友跟他分手了。
6.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二十八岁,小强攒下了二十万,已是两个娃娃的爹,心想着回家盖栋漂亮的楼房;小明过了中级职称,还是单身一个人过,心想着再干几年就是高级了;
7.小强在农村老家盖了两层小楼,装修很漂亮,剩的钱买了一群猪仔,让媳妇回家种地养猪;小明在城里贷款买了一套新房,按揭三千多,父母给介绍了新女朋友,在城里上班很少见面。
8. 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三十一岁,小强媳妇从老家打电话来说:小强,现在家里有房有存款,咱喂喂猪,种种地,很幸福了,家里不能没有男人,你快回来吧;小明媳妇从城里打电话来说:小明,小孩的借读费要十五万呢,家里没有存款了,你看能不能找公司借点。
9.小强听了媳妇的话,离开了工地,回老家跟老婆一起养猪,照顾父母小孩;小明听了妻子的话,更努力工作,去了偏远又艰苦的工地,很难回家一次。
10.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三十五岁,猪肉价格疯涨,小强的一大圈猪成了宝贝,一年赚了十几万;通货膨胀严重,小明的公司很难接到项目,很多人都待岗了;
11.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五十岁了,小强已是三个孙子的爷爷,天天晒着太阳抽着旱烟在村里转悠;小明已是高级路桥工程师,天天顶着太阳皱着眉头在工地检查;
12.那年,小强和小明都是六十岁了,小强过六十大寿,老伴说:一家团圆多好呀,家里的事就让娃们操心吧,外面有啥好玩的地方咱出去转转;小明退休摆酒席,领导说:回家歇着没意思,返聘回单位做技术顾问吧,工地上有什么问题您给指导指导;
13.小强病了一场,小强拉着老伴的手说:我活了快七十岁了,有儿有孙的,知足了;小明病了一场,小明抚着妻子的手说:我在外工作几十年,让你受苦了,对不起;
14.……由于长期体力劳动,吃的是自家种的菜、养的猪,小强身体一直很硬朗,慢慢就恢复了。由于长期熬夜加班、喝酒应酬、工地食堂饭菜也很差,小明身上落下很多毛病,很快就去世了。
15.八十岁的小强蹲在村头抽着旱烟袋,看着远远的山;远远的山上有一片公墓,小明已在那里静静睡去;小强在鞋底磕磕烟灰,拄着拐杖站起身,望了望那片公墓,自言自语地说:唉,都是一辈子呀……
谨以此向工作在大城市,付出了青春、爱情、亲情甚至生命的人。
人的一生很短暂,希望大家给自己多一些时间,给家人多一些关爱。

2011-05-23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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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狗播放音乐时被其他声音干扰的解决办法

问题:当用酷狗播放音乐时,有其他声音出现的时候(譬如QQ等),酷狗的音乐就会短暂变小。
解决:Win7操作系统默认的是,有其他声音(如QQ来消息等)就会把歌的声音调小。在右下角音量的图标上-左键-合成器-系统声音-通信-不执行任何操作,即可解决。

2011-05-19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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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用户管理中UID和GID的研究

linux系统中的用户权限是作用于文件和目录上的,文件的权限涉及三类用户:
1、文件所有者,也称为用户(owner);
2、指派给文件的组(group);
3、在系统上拥有合法的注册但既不是所有者也不属于组的人,称为其他(other)。
一个账户可以属于多个组。
linux系统中主要的用户管理文件有三个:
/etc/passwd —每行一个用户账户信息,用6个冒号分隔为7个字段,登陆系统的用户都可以查看该文件;
/etc/shadow —每行一个用户账户信息,用8个冒号分隔为9个字段,保存passwd文件中相应账户加密后的口令等,只有root用户有权查看;
/etc/group —存放组账户信息。

Linux系统是以passwd文件中的第三个字段UID来识别账户的,这个字段在useradd命令中,如果使用-u后加自定义uid数字,则接下来新增用户如果不指定uid,则新用户的uid在当前uid基础上自动增1,同时,第四个字段,当前用户的组ID如果不指定,也等于当前uid。
假如uid从小到大顺序依次有1000,1001,6719,如果useradd sample,那么sample用户的uid就是6720,删除uid为6719的用户和sample之后,再useradd jack,那么,jack的uid是1002。

增加一个在2011年8月29日过期、初始组为yange同时属于组groupa、groupb、groupc的用户,命令如下:
useradd -c “Jane Doe” -d /home/unixnewbie -e 08/29/11 -f 60 -g yange -G groupa,groupb,groupc -m -s /bin/bash unixnewbie
然后必须运行passwd accountname命令为该账户设置一个口令方能使用。

本质上,useradd命令的工作原理就是修改/etc/passwd、/etc/shadow、/etc/group三个文件并创建一个主目录。

usermod修改账户信息,其参数用法与useradd相同,如果要改用户名,加-l newname 即可,最后一个是要修改的用户登录名。注意,Debian系统中,-d newdirectory -m 改变用户主目录,是把原来的目录改名,而不是新创建,如果不加-m参数则如同useradd命令中创建目录不加-m参数一样。各个参数的顺序无所谓,但建议还是按照可理解的自然顺序来比较好,譬如-d加目录名后紧跟着-m,虽然中间隔着其他参数也能执行,但不建议。

另外:
whoami显示当前作为什么用户登录,而who am i显示最初作为什么用户登录到系统。
命令id显示当前身份用户及其组的相关信息。
groups显示当前用户所属的组,groups加用户名显示该用户名所属的组。

本来答应晚上要给老婆家里打电话的,但是由于仔细研究linux用户管理这一块给忘记了,在此向可爱的老婆致歉:)

2011-04-2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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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袁剑——援引凤凰博客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 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 “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鎔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论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25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 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是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 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 ”,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建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 而复活并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 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 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25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 “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著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5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 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会不断将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 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 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量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 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 25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90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 “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 ”。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 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2011-03-26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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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在膨胀

今天午饭后去交大清华书店看看,他们正在打包撤柜台。原来是做不下去,亏损,他们搞了个网上书店http://www.1-book.com.cn/。两年前交大的昂立书店也关门了。看来实体书店是要退出市场了。网上购物越来越完善方便,实体店的退出也是迟早的事。家电行业也一样,百思买的退出就是实例。

那么,接下来发展的好的必然是网上购物业务。网上商城、物流速递、网上支付,这几个环节的业务必然会快速膨胀。

目前网上商城的布局正在激烈斗争,京东、当当,淘宝、淘宝商城,这些都是已经占领大部分市场的“老店”了;物流方面有三通一达,也就是申通、圆通、中通、韵达,还有顺丰、EMS以及一些小的快递公司;网上支付有支付宝、快钱以及各家银行网银。网络购物对销量影响最大的就是口碑和信誉,第三方评价类的已经有大众点评,还缺点什么呢?未来的市场能有什么创新的格局和发展呢?

2010-11-30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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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通讯录导入“无法导入联系人,请检查文件格式”问题的解决

从CSV格式文件通过诺基亚PC套件把通讯录导入E63等手机时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导入联系人,请检查文件格式”、“未能导入*个联系人”

其中原因有三种可能:
1、逗号分隔的CSV文件中的逗号是全角逗号(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确实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2、文件的第一行没有“名,姓,常用移动电话”这样的表示字段顺序和名称的文字,通讯录的第一行就是具体的联系人。这种错误的概率估计要占80%;
3、有了类似上面的“名,姓,常用移动电话”等标识字段的文字,但是和诺基亚的PC套件中的字段无法完全匹配,导致无法导入,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因为标识字段的文字不完整(通常姓和名都有),导入后手机中只有姓名而没有电话号码,这也是这种问题。

简而言之,就像向MySQL、Oracle等数据库导入数据一样,要注意引号、逗号的格式和字段名,结构上类似于INSERT…VALUES形式的语句。

解决办法很显然:
无论是手写CSV格式的文件还是从任何地方导出产生的,只要符合以下三点,就可以成功导入。
1、第一行是类似“名,姓,常用移动电话”的字样,如果你的是姓名在一起的,就直接写“姓”或者“名”即可,电话一定要用“常用移动电话”之类的,不要用“手机”之类。简而言之,字段名必须符合以下从Nokia PC套件中导出的CSV格式文件样本的头中的字段:

“名称”,”名”,”中间名”,”姓”,”后缀”,”职务”,”公司”,”生日”,”SIP 地址”,”一键通”,”共享视图”,”用户 ID”,”备忘”,”常用移动电话”,”常用电话”,”常用电子邮件”,”常用传真”,”常用视频电话”,”常用网址”,”常用 VOIP 地址”,”常用邮政信箱”,”常用详情”,”常用街道”,”常用邮政编码”,”常用城市”,”常用省/市/自治区”,”常用国家/地址”,”住宅移动电话”,”住宅电话”,”住宅电子邮件”,”住宅传真”,”住宅视频电话”,”住宅网址”,”住宅 VOIP 地址”,”住宅邮政信箱”,”家庭详情”,”住宅街道”,”住宅邮政编码”,”住宅城市”,”住宅省/市/自治区”,”住宅国家/地区”,”公司移动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子邮件”,”公司传真”,”公司视频电话”,”公司网址”,”公司 VOIP 地址”,”公司邮政信箱”,”公司详情”,”公司街道”,”公司邮政编码”,”公司城市”,”公司省/市/自治区”,”公司国家/地区”,”"

只要是以上字段之一即可,顺序绝对无所谓,仅需和你的通讯录中的内容顺序对应正确即可!

2、必须使用半角逗号,一行一条记录,各个字段上有无引号无所谓(如果有引号也要使用半角引号);
3、CSV格式的文件使用任意编辑器都可以,用记事本之类的纯文本编辑器即可。

网上搜索,很少有说出问题本质的,都只是纠结于工具的使用,舍本逐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间提到的使用Access数据库、Outlook之类的,都不是必须的,只是中间过渡用的编辑工具而已。其实,最方便的处理工具还是Excel,最可靠可控的是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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